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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孙镜清说完了，陈阳不由抬头看了他有一眼，心中微微升起一丝敬佩。到了他这个岁数，能把这种事情，说的如此清楚，甚至开口表示自己愿意第一个签字，这已经非常不错了。

    他把该说的都说了，不该说的，那些在档案室里尘封了十五年的微妙细节，那些从来不会出现在正式报告里，却实实在在左右着每一个鉴定结论的行政考量，那些关于领导态度、时间压力和工作导向的坦诚回忆，他也都说了。

    孙镜清说完之后，两只手平放在面前合着的笔记本上，姿态平静而坦然，像是卸下了一个背了十五年的包袱。老花镜还搁在笔记本旁边，镜片在会议室的灯光下反射着两片小小的、明亮的光斑。

    他没有再看任何人，只是微微垂着眼帘，像是在等待某种审判，又像是在完成一个迟到太久的交代。

    会议室里安静了足足有十几秒钟，这十几秒钟的安静，比刚才任何一个沉默的间隙都更有分量。之前那些沉默是思考的沉默、是权衡的沉默、是彼此试探的沉默，但此刻的沉默不同——它是震撼之后的余韵，是一颗石子投入平静湖面之后，那一圈一圈还在向外扩散的涟漪。

    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消化着孙镜清刚才那番话里的信息量，不是每个人都能立刻从那些平和克制的措辞中提炼出全部的含义，但在座的都是聪明人，他们听懂了。

    孙镜清说的不仅仅是十五年前一场鉴定会的来龙去脉，他说的是这个行业里一个公开的秘密——学术判断从来不是在真空中做出的，它总是被各种看不见的力量牵引着、挤压着、塑造着。

    十五年前如此，十五年后依然如此。

    区别只在于，十五年前没有人把真相说出来，而今天，孙镜清说了。

    钱仲文摘下了那副瓶底厚的金丝边老花镜，手指在镜框上摩挲了两下，然后抬起头来，目光坚定地看向孙镜清。那双常年透过放大镜观察铜器表面錾刻痕迹的眼睛里，此刻没有一丝犹豫和含糊。

    “孙老师，你说的情况，我虽然当时没有亲历，但我完全相信，也完全理解。”钱仲文的声音不高，但每个字都带着一种青铜器鉴定专家特有的沉实和笃定，像是用锤子一锤一锤敲在砧板上的金属件，没有回音，只有实实在在的落地声。

    “十五年前全省文物普查的时候，我当时还在其他省份，但也参与了青铜器类的初审工作，当时整个普查的工作强度和工作模式，我心里是有数的。”

    “一天要看上百件，每一件平均十来分钟，加上当时的检测技术条件确实有限，荧光光谱仪还是后来才配齐的，那个时候全靠肉眼和经验。”

    “在这种高强度的、带有明确行政导向的工作背景下，出现判断偏差是完全可以理解的。”

    说着，钱仲文微微提高了音量，“但这不意味着我们不能纠正它，我们做文物鉴定这一行的，最重要的不是永远不犯错，而是发现错误之后敢于纠正。”

    “文物是死的，几百年几千年它都等得起，但人心是活的，人心不能让它一直错下去。”

    他环顾了一圈会议室里的同事们，然后把手掌平放在自己面前的笔记本上，像是在庄严宣誓一样，一字一顿地说：“我这辈子鉴定过的青铜造像，没有上千件也有好几百件了。”

    “这尊观音立像的佛身，今天反复看了，铜质、铸造工艺、衣纹錾刻刀法、莲花台座的形制和包浆的自然老化状态。”

    “我的判断不变，北魏中晚期真品。我愿意为这个判断签字，不管最终程序走到哪一步，不管会翻出什么样的历史旧账，学术上的事，我钱仲文敢认。”

    他说完之后，会议室里响起了一阵低低的、此起彼伏的附议声。

    这些声音并不整齐，有的是一声干脆的“对”，有的是一声低沉的“我同意”，有的只是用力地点了一下头，椅子的弹簧随之发出一声短促的轻响。

    但所有这些声音叠加在一起，形成了一种不容忽视的、沉甸甸的共鸣。

    胡教授第二个站了起来，他站起来的动作不急不缓，先是把面前那本翻得起了毛边的《书画鉴定方法论》小心翼翼地合上，在书脊上轻轻拍了两下，像是在安抚一位陪伴了自己多年的老战友，然后双手撑着桌面，缓缓起身。

    他的背脊挺得很直，银白色的头发在日光灯下泛着一层干净的光泽，整个人散发出一种老派学人特有的、不容轻慢的庄重感。

    “老钱说得对。”胡教授开口了，他的语气没有钱仲文那么沉实有力，但多了一份老教授的温厚和持重，像是在课堂上给学生们讲一个意味深长的道理，“我今天是第一次亲眼看到这尊观音立像，之前只在文献资料里见过类似的北魏时期青铜造像的拓片和图录。”

    “坦白地说，来之前我是带着怀疑的——毕竟陈老板从佛身里取出两轴元代大家真迹这件事，听起来确实有些太传奇了，让人不太敢相信。”

    “但今天我亲眼看到了实物，亲手测量了尺寸数据，也听了钱老师从铜质和铸造工艺角度的详尽分析，听了从锈层结构的科学论证，听了孙老师从服饰纹样的时代比对。”

    “我的判断跟大家是一致的——佛身的时代特征指向北魏中晚期，这一点在学术上没有疑义。”

    他顿了顿，转头看向孙镜清，语气变得更加恳切，像是在对一位老友说一句迟到了很久的话：“孙教授，十五年前的事，你不需要一个人扛着。”

    “那个时代的局限，每个人都有份。”说着，他伸手一指在坐的每一位，“包括我们这些不在现场、没有参与的同行。”

    “当年如果我们这些同行，能多问一句‘为什么’，如果能多花一点时间在这件造像上，如果能早一点有今天这些检测设备，结论也许就会不一样。”

    “但历史没有如果，重要的是，今天它终于有机会被重新看到了。”

    “如果重新鉴定需要签字，我胡某人也愿意签。不光是为了这尊观音立像，也是为了我们这个行当里，每一次被埋没、被错过、被误判的文物，能够得到一个公道。”

    钱仲文听完胡教授的话，伸出右手，在胡教授的肩膀上重重拍了一下。

    那一记拍击的力道不轻，发出了一声沉闷而有力的响声，像两块沉默的石头终于碰撞在了一起，溅出了只有它们自己才能听懂的回音。

    两个人对视了一眼，没有再多说什么，但眼神里交流的信息量比任何长篇大论都更丰富。那是两个在同一行当里耕耘了大半辈子的老专家之间独有的默契——不需要解释，不需要补充，一个眼神就足以确认彼此站在同一条战线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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