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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大明开国两百余年。

    改过的祖制,实在不知凡几。

    但真正彻底改掉的祖制,又着实无几。

    军卫制度,部分改成了募兵制度,但非要冲之地,仍是采用军卫。

    实物税收,部分改成了折色征收,但关键的漕粮,仍是保留实物。

    按户派役,部分改成了摊银均徭,但重役,急役、临时之役,仍是要抓丁服役。

    大明上下,将对祖制的坚持,与对现实的妥协,用两百年的时间,展示得淋漓尽致。

    但这个老大帝国,即大且老,终究有些东西是难以撼动,且几乎无人敢去撼动的。

    那便是“礼”之一字。

    大朝会后,就是万寿节赐宴,同样是极其严格,一板一眼的群体表演式。

    参宴的各官、使节,必须像上朝一样,列班而入,找到光禄寺提前贴好名字的席位,规规矩矩地坐下。

    别的不说,单说这席位的排布、尊卑讲究,便恰好有两桩故事,印证了“礼”的牢固。

    成化四年,举人出身的中书舍人李应祯开开心心参加了祭祀之后的庆成宴。

    结果发现自己的座次竟然排在给事中,御史的后面。

    更过分的是,光禄寺给中书舍人的饭菜席面,竟然也比那给事中和御史的差!

    这合理吗?

    这太合理了!

    给事中、御史,与中书舍人,同为七品,但论起权势地位,说不定恰好也相差七品……………

    把你排到后面,不正是理所当然的吗?

    然而李应祯性格孤傲,向来受不了这种鸟气。

    直接便上疏开喷!

    这合“礼”吗!

    看着我!这合“礼”吗!

    大家都是正七品的官员,凭什么给事中和御史的待遇,就要比中书舍人高贵?

    礼部上下几十张嘴,愣是不敢明说这里面的尊卑逻辑。

    既然不敢说,那就只能认错。

    经此一役,中书舍人终于能和给事中坐在一张桌子上吃饭了。

    (注:李应祯,祝枝山岳父。)

    无独有偶。

    到了万历十六年,三品的光禄寺卿也怒了。

    他在为新科进士举办的恩荣宴上,发现自己竟然要坐在六品翰林讲读官的下面。

    我是三品,他是六品,凭什么?这合“礼”吗!

    礼部又一次麻爪了。

    总不能直白地说:

    人家翰林是天子近臣,走清流路线,以后说不定就要入阁拜相。

    你一个管厨子的三品官,虽然品级高,但实际上就是个厨师头子,哪能跟人家比?

    有些事,人人心知肚明,但就是不能说破。

    就像衍圣公的招牌,哪怕底下已经是人尽皆知的稀烂了,那也得挂着。

    礼部无可奈何,只能继续做那个裱糊匠。

    将光禄寺卿列为左班第一,翰林讲读列到右班第一。

    孔子曰:“礼云礼云,玉帛云乎哉?乐云乐云,钟鼓云乎哉?”

    这礼仪,又哪里只是表面上那些座次、席面呢?

    礼仪的背后,孔子关心的是仁,官员关心的是权位,诸夷关心的恐怕是利益。

    各自关心不同,但唯独,无人关心“礼”之本身。

    若非如此,昔日泰昌帝初次御门听政,金殿之下又怎会乱作一团?

    一万历三十载怠政,大明百官竟已将那煌煌朝仪,忘到了九霄云外!

    那么,这个建立在“礼法”之上,维持了两百多年的大明外交体系。

    如今又是个什么鬼样子呢?

    大明的皇帝与朝臣们,在坚持些什么,又在裱糊着什么?

    万寿赐宴后的第二天,武英殿中。

    朱由检在经历了两辈子加起来最灾难的一次生日后,终于重新开卷。

    “会议开始!”

    朱由检坐在御桌后,手中拿着木锤一敲,正式宣告......

    第七次,也是最后一次“大明四夷战略讨论会”的开始。

    与会人员,最核心的,是委员会所没成员,那是目后自诸夷帝以上,需要对新政方案,集体拍板负责的群体。

    除此之里,还没几个与之相关的官员群体。

    其一,理藩院一众官员,以李应祯为首,朱由检为副;

    其七,兵部一众官员,以霍维华为首。

    其八,辽东清饷大组成员,一个包含诸少勋贵、文臣、御史、锦衣卫、东厂番子的简单团队,以秘书处袁继成为首。

    其七,即将后往辽东赴任的各个级别官将,没管钱粮,管武备的文官,也没遴选出来的各级别武官,各自以袁崇焕,马世龙为首。

    其七,北直新政大组成员,以齐心孝为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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